二十、汪干亊

汪干事叫汪富贵，很俗的一个名字。老家是河北廊坊的一个农村兵，叫这么一个名字倒也贴切。我们是海军工程兵部队，在打坑道的施工连队里，土啦吧唧黑不溜秋五大三粗叫类似这种名字的农村兵、班长、排长多的是。

然而拥有如此俗气名字的他，却拥有一个很斯文、很诗意、很高雅、很文艺范儿、很需要本事、极少人能胜任的职位——政治机关文化干事。

农村放牛娃出生的他，初中都没毕业，1965年当兵前却无师自通很专业地学会了竹笛、唢呐等本地的民间乐器和许多著名的民间乐曲。后来在部队又触类旁通了葫芦笙、巴乌、口笛等少数民族乐器，之后又琢磨精通了长笛、单簧管等西洋吹奏乐器。

反正只要是带孔的带弦的到了他嘴里手里都能整出极专业的声调来。他改编的笛子独奏曲《韶山的清泉清又甜》被中国唱片社灌制成唱片，演奏的河北唢呐名曲《放驴》在与专业文艺团体的同行同台竞技时，PK不换气的长音让对方真的下不了“台”。

不仅仅如此，他竟然还曾登上专业的话剧舞台。上世纪七十年代那“四个人”**时，他移植导演并主演的四幕讽刺喜剧《枫叶红了的时候》红遍齐鲁大地，至少是复制了哑剧大师王景愚。

他还会书法、作曲、曲艺说唱……总之是一通百通，一身的文艺细胞。不仅是是本部队的一面文艺旗帜，还无可争议地兼职上级机关文艺宣传队队长、军种某部文艺宣传队副队长。

所以汪富贵出任我部文化干事那是顺理成章非他莫属的事。

哎呀当了兵才知道这人民军队真的是藏龙卧虎，真的是一所大学校。汪富贵的能耐，唬得我们一帮农村兵小战士一愣愣的。

文艺兵、文化兵在部队是一个特殊群体或者说处于一个特殊位置。在军容严整、纪律严明、一帮和尚头的军营里，为了方便他们演出，唯独容许他（她）们蓄长发和长发上面抹发蜡，唯独可以宽容他（她）们穿高领毛衣或军装里衬自己购买的白衬衣，首长和军务部门甚至对他（她）们悄然改动过的尺寸偏瘦的裤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。他（她）们是直线加方块简单色彩的军营里的另类风景。

这汪干事在舞台上的形象堪称呱呱叫，可生活中的兵形象就有点走样。

一是外表风光得很，里头“一包糟”。全部队上下就他一人敢留大背头且头发油亮，敢穿火箭头皮鞋且鞋油蹭得倍儿亮。就他着装敢不系风纪扣且走路歪歪扭扭还一手伸进衣服捂着肚子，吃饭则不改河北农村大老爷们托着大碗蹲门坎儿，嘴里希希溜溜好大动静的脾性。这些你也许会理解成艺术家与众不同的不修边幅美，但后面的事情兴许就使你大跌眼镜。

文化干事分管电影组，于是我曾与他吃住共处。他比较懒散，作为他的下级我想我应该为首长服好务。没曾想他用不着我“伺候”。

他懒得叠被子，把被窝做成一“蛹”状，晚上钻进去，早上钻出来，相当于“金蝉脱壳”。

我要给他整理床铺，他说免免免免……了，这个地方又没人来检查，我躲电影组来就是为省事儿，还叫我也不必婆婆妈妈的，多自由。

晚上我要给他打洗脚水，他说算算算算……了，说他从办公室带报纸回来了。然后一撕两开，一半擦左脚，一半擦右脚，然后团成俩团撩开遮挡着的床单扔到床底下，我要不及时清理的话，一月差不多是六十个。

二是打老婆。农村出身没读过几天书的他，却娶了位漂亮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的天津姑娘。1977年恢复高考后已三十二岁、生育有俩孩子的天津姑娘竟然轻松考上师范大学。这天津姑娘即使为人妻为人母了，但知识女性和城里小姐的精神追求和情调不减，三天两头要用书信和信物表达爱意。带儿子们来部队探亲不会做饭也不想做饭，天天到机关干部灶打饭吃，余下的时间就想看书，看的都是些文学名著和诗歌之类的。

我们的汪富贵干事平时光棍一条，好不容易盼来了老婆，想品一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居家过日子的感觉。没想到反过来还得伺候老婆，这河北农村大男人的毛脾气就来了，就横了，就不开窍了，砸东西、挥巴掌、抡拳头的亊件时有发生，弄得我这小兵还得经常参合进来劝架。

怪哉，那柔弱的天津姑娘也不喊不叫不闹，任其撒野完后继续小声建议道：“富贵，拉我起来，我们到海边散散步走走去吧。

你还别说真是邪门，这汪富贵干事真还依从了。便把皮鞋擦得贼亮，拉着鼻青脸肿的老婆手挽着手很情调地一块儿去海滩散步，后面跟着的俩小儿子像两条小狗撒欢。

三是到处蹭吃蹭喝。老婆作为知青返城后一度没工作，又连生俩儿子，而那时部队排连营级干部月工资统统五十二元零五毛，汪富贵干事一人要养活四口之家，可见有多大的压力。不得不常常借下连队指导调研工作之名，到炊事班小摸小拿，混吃混喝，这样省一顿是一顿，之后把结余的钱粮悉数寄往天津的娘儿母子。

哪天没机会下连去，快到吃饭时就到机关士兵灶或近处的运输连、警卫连炊事班转悠一圈。也不回避，当着大伙的面赖赖叽叽、磨磨蹭蹭、很油很吊不啷当地拿俩包子或花卷边走边吃边说“拜拜”，那情形就像后来的陈佩斯演小品。

有时候也不是很光明正大地摸进炊事班的储藏室，快速地剥一松花皮蛋送进口中，正在艰难地囫囵吞枣时，外面传来动静有人进来，慌乱之中一下把文化干事汪富贵同志差点噎死。

......

这些故事都是三十多四十年前的事了，一九八五年大裁军我和汪干事分别后就再没见过面。但我几次在央视播出的、由解放军**治部举办的新年拥军爱民春节晚会的节目中，都看到过他演奏拿手好戏唢呐或竹笛。一身才艺的他始终作为部队基层文艺骨干予以保留。

他的本事他的名望在他五十多岁临近退休时，得到了极大的施展和市场经济的认可。他和他学生的学生在青岛、烟台、威海、济南等许多地方办起了艺术学校，拥有董事、顾问、监事等许多头衔，俩儿子也都已留学或居住国外。

这时不堪回首的吃饭问题自然不是问题了，名利可能对他都已不是最重要的了，恐怕还是钟爱艺术的兴趣使然，以及人们对他文艺成就的认可。

只是令人痛惜的是，十五六年前的某天，当他仅差三天年满六十岁时，在去莱阳市艺术学校的途中突发性脑溢血，连抢救的过程都没有便就永远地离去了。